我们的父亲徐业夫1916年出生在安徽霍山。1930年4月不满14周岁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是当年的红小鬼。1934年11月，父亲跟随徐海东指挥的红25军3000人从河南省罗山县出发，长征到了陕北。1936年底,经徐海东推荐，父亲调到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，成为一名在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工作人员。父亲自陕北起一直到1974年病逝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一直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，和毛主席形影相随，不仅直接为毛主席工作，而且还能经常聆听毛主席的谆谆教诲，他是长期受毛泽东倚重的机要秘书。父亲自1930年参加红军，经历了大革命、长征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。一生革命生涯，却从不在他人面前发豪言壮语，不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。他常说：机要工作人员就是要严守党的机密，耐得住寂寞，甘当无名英雄。他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忠诚，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，对亲人的真挚关爱，全部都体现在他无私奉献，默默付出和点点滴滴的行动之中。
父亲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忠贞不移，坚信不疑，忠心耿耿。他工作严谨，周密，认真负责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。听母亲说，1949年毛泽东从香山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时，父母亲正在准备结婚，主席特批他们晚几天进城，并在主席曾经的卧榻度蜜月。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工作千头万绪，父母亲的工作也非常繁忙，因此他们主动推迟婚期，选择了11月7日苏维埃十月革命胜利日这一天结婚，他们也仅在香山双清别墅住了三天便结束蜜月进城投入到工作中了。在双清别墅和主席曾经的卧室度蜜月，这在全国也算得上是独有的待遇了。父母亲也非常珍惜和怀念那段宝贵的时光。2013年母亲90岁高龄，她不坐轮椅，不拄拐杖，愣是迈着双腿一步一步登上香山双清别墅。她驻足门前，深情地望着大门久久地陷入沉思。缓步走入院内，她环顾曾经熟悉的环境，眼里闪动着幸福、留恋、怀念的泪花，她在党旗前坚定地握紧拳头，慢慢地举起右手，心里默念着什么。我们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她在回忆与父亲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。她带来的是父亲的夙愿。
记得儿时我们住在中南海西楼。那是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，我们兄妹4人和父母住在这里。因保姆不能进入中南海，所以在离中南海不远的一栋小红楼里也分给我们家一间房子。保姆带着小弟弟住在那里。我们姐弟俩从2岁起就寄托在北海幼儿园，一周回家一次。两个妹妹小，她俩上中南海幼儿园。父母亲工作忙时，就由我俩接送她们。周日回家，很少能见到父亲，他在家时总会高兴地抱一抱我们，用胡子扎我们的脸，还胳肢我们，逗我们笑个不停。他言语不多，有时也和我们聊两句，问寒问暖，问长问短，之后就又伏案看书写东西了。我们印象中的父亲离不开一本书，一个本，一支笔，好像总是在工作，这就是他的常态。我们住的房间对于一个六口之家来说并不大，屋里摆放着两张大床和一张小方桌。这张桌子即是书桌又是饭桌，再加上几个小方凳，这些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。家里没有地方做饭，我们都得去大食堂吃。有时，母亲从食堂打回来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得可香啦！就是这样简简单单、朴朴素素的生活，让我们一家人感到其乐融融。
儿时，我们总感觉父亲的工作很神秘，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的具体工作，只听到大人们称呼他为“徐秘书”，成人后才慢慢知道他在给毛主席当机要秘书。主席日理万机，每天只休息4、5个小时，做他的秘书也同样处于这种工作状态，必须做到随叫随到，以保证主席的工作。父亲严格并自觉遵守工作纪律，在家里绝不谈与工作有关的话题。直到父亲病逝，一字一句也没留下。
母亲回忆说，上世纪50年代初，因条件有限，组织上在中南海瀛台（距离毛主席丰泽园办公室不远的地方）为父亲安排了一间大点的房子当办公室兼宿舍。他的办公和我们的生活都在这间房子里，但分成两个区域。妈妈也从事机要工作，了解工作纪律，平时也不到爸爸的办公区域去。我们也被告知不能进入爸爸的办公区域。
有一天，爸爸到毛主席那里去谈工作，恰巧来了电话，孩童的好奇心，驱使我们快速冲到办公桌前，小大人似的学着爸爸的样子，爬上了办公桌前的椅子上，还没来得及得意，爸爸就回来了。他看到孩子在办公桌前，就对着妈妈大发脾气。说：这里又是机密文件，又是红电话机（机密电话），怎么能让孩子到这边来呢。你也是搞机要工作的，孩子不懂事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妈妈说从来没见父亲发过那么大的火，从此以后就在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之间拉了一道布帘子，再也没人敢到爸爸的办公区域了。妈妈回忆起这件事还说，当时对父亲的批评虽然嘴上不服气，但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。我们就是在父亲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对共产党毛主席忠心耿耿，无怨无悔的精神影响下，认真学习，勤奋工作，谦虚谨慎，低调做人。
父亲对毛主席交办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认认真真，一丝不苟地完成。妈妈回忆说，父亲每年春节初二都有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代表毛主席去看望章士钊先生，并给他带去两千元钱。章含之的回忆中披露了此项任务的原委：1920年，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，推动湖南革命运动和资助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，急需一笔现款。毛泽东去上海找到章士钊请他帮忙，章士钊答应并筹集了两万元交给了毛泽东。1963年，毛主席说今年开始从稿费中拿出钱，还章士钊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“债”，一年还两千元，十年还完两万。于是派父亲每年春节送去两千元，一直到1972年累计送满两万元。1973年春节，毛主席又问及此事，章含之说，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，还足两万。毛主席说这个钱是给行老（章士钊）的补助，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。要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。他去世了，就停了。于是，毛主席对“还债”重新做了安排，指示父亲马上补送。1973年2月的一天晚上，父亲同章老的女儿章含之去北京医院探望住院的章士钊先生，父亲面交毛主席送来的两千元，章老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父亲不仅认认真真工作，还非常关心毛主席的身体健康。1965年为纪念中央广播电台成立20周年，中央广播事业局呈上报告，请求毛主席题词。父亲对母亲说：主席现在岁数大了，国内国外的事情很多，工作很忙，不能为写几个字再看七八页纸的报告，请你转告局领导，草拟个题词给主席做参考，再让他给你们题。广播事业局很快草拟了题词呈给主席。主席看了以后，简单作了修改，并亲笔题词：“努力办好广播，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”。
1953年12月，妹妹晓丽出生时父亲正好随主席出差不在北京，妹妹已经四个多月了，还没见到过爸爸。母亲给父亲写了封信，连同孩子的照片一起交给组织转给他，这才让父亲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孩子。妈妈回忆说，父亲到周总理办公室办事时，邓颖超大姐经常会拿给他一些糖块，让他给孩子们，但他却很长时间不能回家，我们也不能及时吃到邓妈妈送的糖块。好不容易吃到糖块时，都快捂化了。那我们也吃的很香很甜。
1960年，我们家在西单附近分得了一套四居室住房。因爸爸妈妈都很忙，一直没顾上搬家。一位同事的爱人给父亲打电话，说他们先搬过去住，父亲同意了，等父母亲抽出时间搬家时，只剩下一套三居室的住房了。我们从中南海搬了出来，直到那时才有了家的氛围，我们感觉好幸福。可我们没高兴多久，因为不在中南海住了，尽管新房子距离中南海只有一两千米，但父亲回家的时间更少了。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，父亲很少顾及家庭，有时有点空闲时间打算回家看看我们，经常是人还没到家，主席办公室的电话就来了要他回去。妈妈每次接到办公室电话，才知道爸爸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于是妈妈就赶紧到阳台上张望，当看到爸爸的身影后便向他挥手，用手势告诉他赶紧回去。就这样，他还没进家门就又转身返回办公室了。有时难得回来一趟，还没等端起饭碗和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，一个电话又被叫走了，就这样我们姊妹几人在周末若能见上父亲一面都成了奢望。
文化大革命期间，父亲一年都很难回趟家。文革初期，父亲接受毛主席的指派，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参加“三支两军”工作，完成“三支两军”任务后，又回到毛主席身边继续做机要秘书。记得有一天，父亲抽空回家。一进门，我们姐妹喜出望外，大声喊着：“爸爸回来啦！爸爸回来啦！”我们缠绕在父亲身边，搂着爸爸的脖子好不亲热呀，因为我们太久没有见到爸爸了。
1968年5月晓前应征入伍。父亲知道后很高兴，鼓励她到部队后要好好锻炼自己，踏踏实实工作，老老实实做人。他本想回家来送送晓前，但因工作忙，实在脱不开身，最后只是打了个电话告别，就是这个电话也令晓前十分满意了。心中充满了永久的温馨。
1973年8月，党的十大召开期间，父亲感到身体非常难受。会议值班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肺部有问题，建议他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。直到十大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父亲一直坚持工作没去医院，医院不得不派人到他的办公室取痰回来化验。痰检发现问题严重，便再次要求他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。虽经多次安排催促，他都没空去，一直往后拖。医院确诊已到肺癌晚期，但他还是不去医院治疗，仍然坚持工作。直到病情发展到已经不允许他再继续工作了，他才将患病需要住院治疗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。主席对爸爸说：“你到医院安心治病，病好了还回到我这里工作。”爸爸于1973年12月住进了北京医院。爸爸住院对母亲和我们全家都是个很大的打击。父亲住院后，部队批准晓前回家探亲。她来到医院，看到父亲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，心里很是难受。父亲忍着病痛嘱咐晓前，要好好工作，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妹妹。她强忍着泪水点了点头。
父亲平时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，住院后也一如既往。妈妈回忆到：一个星期六上午她去医院探视，父亲见到妈妈后很不高兴，一脸严肃地对她说：“今天不是星期天（当时实行单休日），你怎么上班时间来医院？”母亲连忙解释道：单位规定值班一天一夜后，可以休息半天，今天上午正好轮到我休息，才来看你的。父亲听后情绪才缓和下来。这件事虽小，但却反映出父亲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执著。
1974年6月，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，那年他还不满58岁。毛主席送来了挽联，并让李敏送父亲最后一程。父亲最后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只言片语。爸爸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纪念堂。
父亲是老红军，长征干部。我们全家七口人一直住在八十平方米的三居室单元房里。父母亲从不伸手向国家要待遇，并始终严格自律，严守党的纪律。
总之，我们就是在这个外界看来既神秘又封闭的家庭中，在这种简简单单的生活环境中逐渐成长。秉承父亲的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的思想，保持着严谨的工作态度。我们姊妹几人一直努力回忆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，但回馈我们的却永远是模糊，触不可及，既亲切又陌生的父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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