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梅戏《共产党宣言》是青年演员袁媛继《江姐》《青春作伴》之后担纲主演的又一部红色题材剧目，是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优秀剧目之一，先后登上合肥、上海、深圳、安庆、武汉等地舞台，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“优秀剧目奖”。袁媛也因为成功塑造了一位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共产党员形象，而成为安徽省唯一入选第31届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终评的演员。
众所周知，黄梅戏曲调委婉柔美，语言通俗风趣，情调丰富生动，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和平民情趣，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《打猪草》等妇孺皆知的传统黄梅戏题材，又主要以神话故事、爱情故事、生活小戏为主，所以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阴柔之美。而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积十年之功精心打造的“红色题材三部曲”，有意打破传统题材的束缚，探索黄梅戏与红色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径，寻求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相融合的新风格，推动现代黄梅戏艺术的创新发展。作为三部曲的收官之作，现代新编黄梅戏《共产党宣言》以共产党人林雨霏亲手刻写油印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作为贯穿全剧的物件线索，主演袁媛以清亮沉稳的嗓音、秀丽端庄的扮相、精湛有力的表演，生动表现了林雨霏在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入狱后为共产主义理想信仰而舍生取义、英勇牺牲的大无畏精神，刚柔并济地演绎了共产党人党性与人性的统一。
党性是对信仰的实践，信仰是革命者的精神力量。1848年2月，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纲领《共产党宣言》，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；1920年8月，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、助力和领导下，由陈望道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出版，自此之后，这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源。在剧中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既是无声的道具，更是引路的灯塔，既是让国民党反动派胆战心惊的“幽灵”，更是借主角之手与口披荆斩棘、直指苍穹的利剑。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毒打，面对不明真相的儿子邝为的威逼劝诱，共产党员林雨霏始终怀抱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，大义凛然，言行一致，“把牢房做战场扬清激浊”；而面对思想进步的青年女学生邝梅，林雨霏又和风细雨，寄予厚望，为其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上血书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。袁媛在表演时特别兼顾到这两种情感的差异，并恰如其分地完成了自由切换和相互对照，血痕累累的身躯和正义凛然的唱词，坚定果敢的手势和爱恨交织的眼神，一方面展示出革命者恪守党性、视死如归的自尊自信和铮铮铁骨，一方面又表现出思想启蒙者对青年与未来的殷切期待与希冀，刚与柔完美统一，充分证明“信仰没有知识的确定性，而只有在生活实践中的确定性”。
党性是特殊的“母性”，母性是人性的光辉。毋庸讳言，曾经甚至当下的某些红色题材的艺术（包括戏剧）作品，有意或无意地把党性与人性割裂开来、对立起来，要么以党性否定人性，要么以人性矮化党性，结果造成了艺术的畸形。事实上，党性既包含着对人性的充分尊重，更高度升华和集中体现着人性的光辉；舐犊情深的母性是最基本的人性，而对于共产党员来说，又常把塑造自我理想信念的共产党比作给予自己生命的“母亲”，党性无疑又是一种特殊的“母性”。黄梅戏《共产党宣言》的高妙之处就在于，赋予林雨霏以党员和母亲的双重身份，在戏剧冲突中实现党性与母性的统一，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“人”。“女本柔弱，为母则刚”，监狱之内，母子之间，如何面对“近在咫尺远天涯”的儿子，如何让误入歧途、以己为敌的儿子弃暗投明，又如何在儿子知道真相后含蓄隐忍地表达自己从容赴死的决心？这无疑对袁媛的表演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在母子相对的前后两场重头戏中，袁媛恰到好处地拿捏着表演的节奏和分寸，通过欲言又止、欲说还休的独唱、对唱和接唱，通过细腻的眼神、神态和动作，将林雨霏矛盾的、痛苦的、欣慰的、怜爱的心理世界予以外化表现，使党性之刚毅与母性之温柔交融互渗；此外，作为曾经的前妻和好友，她对邝兆年要牢记家训“涵养浩然气，敦行世家风”的离别劝告，对如今身为儿子后母的婉云的同情体谅，也同样表现出“铁骨柔肠卓如群”的革命豪情与人格风范。总之，在人物群像和多元关系中，袁媛演活了一位有着真实人性与强烈母性的女共产党人形象，颇具张力和感染力。
最后要说的是，只有演员有信仰、有情怀、有担当，作品才有力量、有价值、有灵魂。袁媛说：“《红梅赞》《青春作伴》和《共产党宣言》红色题材三部曲横跨十年时间，演《红梅赞》的时候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在戏中我一次次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伟大，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，做好我的本职工作。”从《红梅赞》中的江姐，到《青春作伴》中的新四军童华，再到《共产党宣言》中的共产党员林雨霏，“红色题材三部曲”让她受到了三次精神洗礼，既锻造了她日益精湛的表演，更锤炼了她刚柔并济的心性与品格，这正是她之所以能够成为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现代黄梅戏的“看家人”的内在原因，也是她今后继续攀登艺术高峰的不竭动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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